□这些年您一直提倡儒学，在国际上很有影响，但是反对的人也很多。您觉得现在推广、复兴儒学的主要障碍在哪里？比如观念上的、经济上的？
●你刚才用了“提倡”、“宣传”、“弘扬”这些词，这与我自己的理解有一些距离。我认为我的工作是想要通过长期对儒学或者儒家传统的理解和认知——当然这个理解的过程很复杂，从认识、了解而有一种体验、体悟，通过研究它的文字材料，它的历史现象，还有不同的学术课题，使它成为一种有创见的思想。我不认为传统是僵化的，传统本来就是一个有生命力、有源头活水、还在继续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个了解，通过这个工作，可以把我所理解的一些观念和同道、同仁大家一道来分享，来讨论。这本来是我的意愿，这并没有什么“提倡”、“复兴”的意思。这些词多半是一般观察者从不同的角度产生的认识。现在大家认为儒教是世界七大文明之一，另外像基督教、回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从事那几方面研究大家都认为是天经地义，认为它毫无疑问会发展，难道面向21世纪的儒学，它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创新本身就是一种缺失吗？……
我的研究的背景很明确，就是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界把“传统”和“现代”当做两个不相容的范畴。因为这个观念的影响，使人认为儒学的研究多半是回归“传统”，甚至摒弃“现代”，这当然可以反对，可以批判。当然，这我很能理解。不过现在情况有极大变化，并不如此。
□您的意思是说“传统”和“现代”有可以相容的地方？
●不仅如此。比如现在我对两个议题很感兴趣，一个就是“现代性中的传统”。任何现代性，不管是在哪一个文化区体现，不论在英国、德国，西方或东方，“现代性”多多少少都受不同的地域、国家、环境的影响，受特殊的“传统文化”的塑造，这应该看做“传统”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体现的一种形式。当然有一些学者认为现在有一些因素不管是哪种文化区域都可以具有的。有人规定“现代性”有三个特色：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这些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在发展，但是在中国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在日本、在其他地方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这与它的传统、它的国情有千丝万缕的、深刻的联系。如果离开这些传统的脉络，谈论超越的、空灵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比如个人主义，很多人认为现代化一定要靠个人主义的力量来推动，个人人格的尊严、个人的独立精神、个性的发展这都是现代性的体现。但是，这种现代性的体现和把人当做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方面看，现代性中的传统是一个课题。
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容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出现。“现代化”是不是“西化”？我们大概不会认为是西化。现在，可能有东亚的现代性，比如工业东亚、日本、南韩、香港、新加坡，这都是现代的。这些现代社会当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在很多地方又跟西方文化不同。……
把这两个课题摆在中国文化这个大脉络当中来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儒家文化对于塑造中国的现代性一定起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可以是非常正面的，也可以是非常负面的。很多学者，特别是国内的学者批评（儒家文化）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深深体会到儒家文化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所起的消极作用，这个消极作用还在发挥力量，它因为阻碍现代化你当然可以批判它。可是它还有积极作用。我的意思是，你不能绕过儒家传统，或者说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不会发生了。问题是怎样面对它。我的感觉是，对传统越是有所了解、认识，有所体会，有着深刻的批判，就越能够进行一种创造性转化。假如没有这种基本功夫，就很难成功。以前我们过分乐观地认为，可以把传统像包袱一样丢掉，它是个身外之物。但是，假如这个传统是在你血液里面，在你的灵魂里面，那要清除的话就不是一丢了之了。……我的工作严格地说不是“宣传”、“弘扬”，而是了解、认识，而现在有这样意愿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希望投注心血一步一步去做。
□您所说的“创造性转化”与林毓生先生的“创造性转化”有什么区别吗？
●我写了一个论文集，里面讨论到“作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我认为，儒家把个人理解为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这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且是像《易经》所说的“生生不息”的，这个“生生不息”、连续不断的转化有两个侧面，一个是逐渐的扩展，从个人到家庭和社区的联系；另外一个是逐渐的深化，深入个人的身体、心灵，心知、灵觉。双方的综合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古代儒家讲究入世，对人的身体、人的社会关系都非常重视。修身哲学，就是说你接受这所有的整体的综合关系，让这些塑造你，使你成为一个特定的人，不让它们只是作为约束你、使你不能充分发挥你的智能你的才华的限制，而让它们能够化成成全你的志愿的资源。这个是最重要的。儒家把一个生物性的个人转化成以美学形式来体现人生价值的个人，这就是我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同时，社会的、家庭的各方面制度之间的互动，也会形成另一方面的创造性转化。
□您怎样看待针对儒学的批评？
●一方面我愿意接受这些批评，因为如果你要从事儒学研究的话，毫无疑问你是一个愿意接受批评的人，不然你不能从事儒学研究。因为儒学是一个被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而且已经批判好多年了。如果说你不愿意它被批判，那你就不要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看到不同的批判，我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最杰出的一批知识分子用放大镜把它的阴暗面都暴露出来，对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那么多人愿意告诉你，你的缺失在哪里，你的困境在哪里，这经过一百多年了，这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三代人嘛。有了这些认识以后，所有的阴暗面，它的症候都经过非常明确的描述，有了这个自知之明，你再进一步发展，当然不会让这些阴暗面继续。在世界重大精神文明中间，没有像儒家这样的一个传统从最大的课题到最细致的解释都受到那么多杰出知识分子的观照和批判，这对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五·四”以来的这种批判是一种进化。反而是一些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经过批判的认识想利用它。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间，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政治文化中间想利用它，来为某种现实目的服务，这反而是真正腐化它的力量。这种力量和严厉的批判相比的话，当然严厉的批判是福，这种内部腐化的力量是儒学的祸。
□您的“为现实目的服务”是否有所特指？
●广义地说，“五·四”之后的军阀，包括袁世凯，都想要利用儒学。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在利用儒学这方面都有很多实例，从事儒学研究的人对此当然应该有所体认。徐复观先生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儒家，就是针对这一点。现在，广义地说，新加坡的权威政治，台湾国民党的权威政治，南朝鲜朴正熙的权威政治，大概也是多多少少在利用儒家的“忠义”、“仁爱”、“忍耐”的观念，来达到让老百姓成为顺民的目的。……而能够对儒家传统进行长期的、深入的批判，是从事儒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职责。
□海外研究汉学的人很多，您认为目前研究的主要缺陷在哪里？
●儒学现在还是在汉学的脉络里面，还正在成长、发展，也有人把它当做区域研究。因为它是从处女地发展起来，研究还不全面，需要改进的地方非常多。宏观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本来有一种全面的、复杂的内在联系，假如只是停留于职业性的分工研究，而不注意它的总的精神面貌，恐怕是不够的。在选题方面，有一些领域非常突出，比如先秦思想研究得很多，但对汉代的思想研究得很少，魏晋的某些方面研究得很多，隋唐佛教思想的来龙去脉研究很少。宋明儒学现在开始研究得比较多了，但对宋明儒学与宋、元、明社会各层面的互动研究很少。另外对一些重要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全面深入的探讨不够，漏洞很多。
杜维明，1940年生，祖籍广东南海，在昆明出生，毕业于东海大学中文系，1961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在哈佛取得硕士及博士（1968年）学位后，曾任教普林斯顿大学和柏克莱加州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法国高等学院讲授儒家哲学。1981年来，一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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